全福事業動力（三）

    上文提到，近卅年全球128項心理學、行為學、經濟學的權威研究均得出同一結論：學校、企業、家庭等對學生、職員及子女的有形（如獎狀、獎座和獎金等）的外在獎勵。

    扼殺創造及善念

    短期而言，可催谷其表現；在長期卻讓成績顯著下降。最終得到更多外在獎勵者，反而是那些於學習及創作期間最無動力追求外在獎勵者。

    此湯姆索亞效應挑戰了傳統的職場和教育的動力模式。因傳統職場和教育的有形外在獎勵，會扼殺而非激發其創造性思維。故對藝術家、科學家、發明家、青少年學生而言，內在動機（即做該事的趣味性、挑戰、着迷點等動力）對高質創造力才是最重要。

    另外，社會學家理查德 · 蒂特馬(Richard Titmuss) 於七十年代提出一個超前的大膽假設，即若給捐血者金錢，全國血液供應量會不增反減。有研究者將153名有捐血意向的女性分成三組，第一組被告知沒報酬；第二組可獲7美元；第三組可得7美元卻須立刻決定是否將之捐給兒童癌症基金。結果是第一及第三組有近53%捐血，第二組只有30%捐血。因獎勵將利他的內在為善慾望擠了出去。

    誘發不道德行為

    太注重外物獎勵會讓受眾較易發生不道德行為、上癮及短視思維。在不道德行為方面，如銷售、季度收益、標準化測驗考試等目標常產生副作用，讓其關注的範圍變窄及限制更高難度的視野，尤其是短期可帶來可量化的大筆獎金目標，會誘使其選擇犯法之途以最快達標。另外，它對於複雜思維型工作，會屏蔽其創新型解決方案所必須的廣泛思維。但若目標是源於自己內在渴望時，從事達標活動的過程已是獎勵。

    行為經濟學家尤里 · 格尼茨(Uri Gneezy)和阿爾多 · 拉切奇尼(Aldo Rustichini)對以色列一些兒童日托中心進行二十周的調研，雖然家長要在中心下午四時關門前接走孩子，卻發現有相當部分的家長常遲到。故貼出告示：“若在下午四時十分以後才接孩子的家長，每次需被罰款10比索。”遲到的家長反增兩倍，這也是獎罰動力的漏洞。罰款的威脅就像捐血的獎金般，把家長上述守時的慾望擠走。因原本家長守時，部分是出於對照顧自己心愛仔女的老師公平些的道德義務，罰款卻將之變成純粹的交易（我可用錢買遲到），故外在獎罰再次把善行擠走。

    在上癮方面，“如果，那麼”型的獎罰與處方藥般具潛在副作用，令用者依賴。即於剛開始時予其很大愉悅感，習慣後便需要更頻密及更大劑量，才可獲相同的愉悅，也即獎罰的邊際效益越來越低。經濟學家安東 · 蘇沃洛夫(Anton Suvorov)據代理理論建立一個計量經濟學模型以證明此效應。

    上癮和短視行為

    他把僱主、老師、家長等委託者作為激勵者；把僱員、學生、孩子等代理者作為被激勵者。委託者的目的是令代理者順服其旨意去做事，代理者則在自己的利益和委託者的外在獎勵間保持平衡。蘇氏的結論是：委託者提供外在獎勵，等同於向代理者暗示該任務很讓人不悅，否則不必多此一舉。故外在獎勵把委託者逼上不歸路，因若獎勵太少，代理人就不會按委託者的意思做；若獎勵具足夠誘惑，第二次便需付出相同份量，待該份量的誘惑力變弱後便須不斷增加，因而進入無止境的循環。

    美國國家酒精濫用與酒精中毒研究所的神經系統科學家賴恩 · 科諾森(Brian Knutson)，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大腦掃描技術證明這種上癮理論。當在實驗的被試者知道有機會贏錢時，其大腦的伏隔核分泌的多巴胺猛增；當預期將輸錢時卻無此反應。科氏認為這解釋了為甚麼賭場要用各種獎勵暗示將客人包圍，如獲食品、免費酒水，驚喜大禮及中頭獎的可能等，都可激活伏隔核而讓客人由避險轉向追求高風險投注。

    在短視方面，前述的蠟燭難題令參與者太關注外在獎勵，以至無法看到藏於細微處的解決方案和限制思維的廣度，從而把目光聚焦到眼前，忽略長遠的人事物。

    事實上，因季度成績的原因，很多管理者每天做的僅是……

    陳傑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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